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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有很豐富史前以至歷代考古遺址的資源。香港十分需要加強本地考古的工作。香港也需通過對國內考古，了解華夏文明淵源及發展。
一、香港與國內考古淵源
（一）、香港考古醒覺與國內考古融合
從香港考古走向世界，一方面說明香港考古本身不能獨善其身，必須要從中國大陸，甚至世界考古學角度去探索。從這個意義說，香港考古學的成果，同樣具有世界性的意義。近三十年來，香港考古學研究工作者正經歷一場從外籍轉移到本土的變化。1997年前後中國大陸對香港考古學發展，起着重要促進的作用。
從1988年到現在，中國大陸各地，北京及各省、市考古隊及大學考古系考古專業學者，多次來香港參與考古的發掘研究。1996年社科院考古所已開展與中文大學合作發掘大灣遺址。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發掘的東灣仔遺址，後來成為全國十大考古的發現。
（二）、社科院考古所安志敏教授在香港考古貢獻
社科院考古所一直與香港考古工作保持密切的關係。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世界著名考古學者鄭德坤教授及前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林壽晉先生，攜手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和歷史系執教鞭，為香港考古教育播下種子。1997年前後，國內有不少著名考古學人曾來港參與考古工作，作出重要的貢獻。社科院考古所安志敏先生從1986年至2002年間，前後7次來香港參與考古活動，包括主持會議，發表論文，參與發掘大灣遺址等。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安先生在國內《考古》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發表了《香港考古的回顧與展望》及《香港的遠古文化及其根源》，概括多年在香港考察的成果。這兩篇文章從中國大陸考古背景出發，涉及香港考古體系成立及未來研究的方向。安先生在論文中所提及的環珠江口大灣文化、樹皮布石拍的世界性意義等，都有待今後深入的研究。1997年安先生曾向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李國章校長致函，為了發展香港中文大學考古學規劃建議。安先生對香港考古事業長遠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香港考古專業的轉型
迄今香港考古學已接近有百年的歷史。1925年前後韓雷（C.M. Heanley）等首次在香港屯門掃管笏發現商時期至春秋時代遺物和遺址，揭開了本地區考古的序幕。1932年香港大學芬戴禮在南丫島大灣遺址考古，為香港首次的發掘工作。
1937年施戈斐侶（W. Schofield）在安特生指導下，於東灣遺址進行田野考古按水準發掘，對出土遺物測量、田野照相及遺址地貌圖的繪畫等，建立了東灣考古的模式，被後來香港地區考古奉為圭臬。此後一段很長階段香港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外籍業餘考古愛好者所主持。
1976年香港政府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開始管理香港地上、地下文物古蹟。安先生曾分析香港考古發展，把1988至1997年訂為香港考古學的發展期。因為從1988年開始，香港的大專院校正式成立田野考古工作隊，並且國內考古人員相繼參與香港田野考古工作。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間東灣遺址的發掘，由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深圳市博物館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合作，其間日本築波大學及駒澤大學考古學系的師生參與工作。此外，同期間英國倫敦大學等一些考古隊也在香港不同地點參與考古田野工作。
二、從香港到世界考古學的發展
以下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近三十年來一些考古發展重點，作簡略的介紹。
（一）、從以船為家到東南沿海沙丘聚落模式發現
香港從1925年開展考古工作，直至1988年香港考古學會仍宣稱從未發現過人類居住的遺跡。他們主張香港早期居民是「以船為家」。我們認為能否發現房址遺址，往往與對史前房址遺跡認識和考古發掘的技術相關。從1988年開始我們在東灣就發現三處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跡。
1988至1989年間，廣州中山大學、深圳博物館人員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兩次在大嶼山東灣遺址，發掘面積數百平方米範圍，從三米深的地層發現兩個階段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商時期及春秋以至唐代共五個不同文化層位，從地層學上建立香港史前以至歷史時期發展的相對序列。其中第二階段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較豐富的陶器，如圈底陶罐、刻劃鏤孔圈足器、器蓋和器座等，別具特色。到了1997至2000年廣東珠海寶鏡灣遺址也有近似陶器組合的發現。東灣與寶鏡灣出土陶器群所展示特徵，為環珠江口過去未有的發現，被命名為「東灣文化」。
1992年2月至7月間，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鞏啟明先生和社科院考古所白雲翔先生與我們合作發掘大嶼山的扒頭鼓遺址。鞏先生是著名仰紹文化的薑寨聚落主要發掘者。我們在扒頭鼓一舉清理出20多處房址遺跡，方形也有圓形房址座落於岬角的臺地上，三面環海，只有向北地勢較平緩，具有可靠的防禦性。扒頭鼓聚落中出土若干石戈及石箭鏃及大量陶斧等，顯示應為商時期階段的遺址。另外，1996年我們與社科院考古所及廣州中山大學再次合作發掘大灣遺址。這次主要發掘6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文化堆積，揭露出兩處保存頗完整聚落房址，房址內有火塘及較密集的石器和陶器，房址周圍出土三件樹皮布石拍工具，為石拍功能及空間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層學證據。
從1988年我們在香港系統考古發掘以來，香港沙丘及山崗上發現了大量新石器至青銅時代遺址的聚落房址。這樣，過去長時間把本地早期居民作為「船上居民」之說，不攻自破。這些新認識對此後環珠江口沙丘遺址的發掘，亦有重要學術意義。早在1937年安特生在《香港遺址的地形測量》指出，「香港海岸的遺址都是一些原生的堆積，是屬於一些海岸聚落遺址，其中更包括有墓葬等遺跡，具有極重要的科學價值」。這就充分說明沙丘堆積中包含有考古聚落遺址原生的堆積。由香港沙丘遺址所代表的東南中國沿海史前聚落的新認識，可說是安特生在香港東灣考古最大的收穫。很可惜在安特生以後，大多數在香港發掘工作者都不是專業考古出身，未能夠繼承安特生在東灣工作的經驗。兩廣沿海與越南北部海灣相連成一片，從史前時期開始互相應有著密切的往來。1937年安特生在香港東灣考古調查後，隨即轉到越北的沿海工作。
1996年8月及12月，講者在越南考古學院及廣寧省博物館安排下，隨著越方考古學者阮文好教授及阮金容博士，兩次來到安特生曾調查過越北沿海Danh Do La及Xich Tho遺址，同行尚有日本國學院大學加藤晉平教授和東京大學西村昌也氏。Danh Do La島史前的遺址在沙堤北面座靠40至50米高的小山，東、西、南三面均面對海洋，沙堤內有瀉湖，沿岸紅樹林區極發達。這次我們同樣在沙堤側車道的斷面上，從地表40公分的深處，發現了清楚的史前文化遺存的堆積。Xich Tho遺址位於鴻基的對岸，屬海岸沙堤遺址，沿岸有極發育的紅樹林區，背山面海，沙堤背後有廣大的沼澤。Danh Do La與Xich Tho遺址與香港以至環珠江口沿海岸地區遺址的地貌基本一致，都是在沙堤上史前聚落居住的遺址。
綜觀從香港以至東南沿海及越南北部島嶼上沙丘遺址房子結構很多都以河礫石圍築，房子遺跡內外有石砌火塘，並出土大量生活用器如陶器和石器等。從日本南部沖繩島和南朝鮮沿海地域的考古資料考察，這種以河礫石為結構的平地建築，明顯與中國黃河流域的半地穴式和長江流域幹欄式房子遺跡不同。東南中國以至東南亞沿海沙丘遺址聚落別具特色。香港地區沿海的遺址所發現的房子遺跡，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建築的一種新類型，值得深入的探索。
（二）、東亞文明的使者——牙璋傳播
1990年，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山大學首次合作發掘南丫島遺址，確認這裡沙堤中，包括6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文化、商時期以至春秋階段三個時期的堆積遺存。這次發掘重要收穫是揭露10座商時期墓葬。其中六號墓出土牙璋及一組串飾（18件），受到注目。由於大灣遺址的新發現，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了一次牙璋及彩陶研究國際性會議，出席學者約一百人，發表論文52篇，社科院考古所任式楠、安志敏、張長壽、鄭光、楊泓、北京大學李伯謙及國內曾發現牙璋相關學者均有出席。越南考古學院院長何文瑨應邀來港，首次詳細公佈越南馮原文化中牙璋的發現，並論述了越南與中國牙璋的淵源關係。這次會議對此後牙璋研究起了較大推進。其中比較重要如最早牙璋在山東發現。河南省位居中原核心的二裡頭宮殿區周圍貴族墓地中出土宏偉的牙璋，成為會議中討論焦點。會議上同時公佈了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多姿多彩的牙璋，牙璋在商時期西南地區國家政權的特殊角色，受到重視。距離中原地區最遠在越南紅河流域以至珠江口南丫島牙璋的發現，出土牙璋分佈南限到了南中國海沿岸以至中南半島紅河三角洲，分佈範圍之廣令學術界感到十分詫異。從1990年香港大灣牙璋出土而引發中國及越南學者間相互交流合作。這在香港考古歷史發展上是很值得重筆濃墨去論述的。饒宗頤先生說「把牙璋作為獨立研究是古器物學的一椿大事……可說是香港學術界史無前例的一次會議」。
由於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出牙璋，此後二十多年間我們逐步展開了漫長東亞牙璋的考察。我們循各地出土牙璋進行深入的調查，盡可能考察牙璋出土的遺址、訪問各地收藏牙璋博物館和考古研究所，直至2018年大致完成了中國黃河、長江、珠江和越南紅河流域牙璋的實物拍攝和分析，初步分析研究成果將逐步公佈。
經過二十多年我們與國內外學者共同研究，對牙璋發展的歷史有了初步的瞭解。從中國長江、珠江和越南紅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徵綜合分析，顯示在距今約3000 至3500 年前，主要是二裡頭牙璋作為文明的使者，向南發展經南陽盆地到達漢水流域，進入長江水系，再分西南與東南兩支擴散。西南一支由中國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紅河三角洲；東南一支到達湖南及福建廣東，從廣州沿環珠江口抵達香港南丫島。南丫島大灣出土商代早期牙璋，是唯一島嶼上發現的牙璋，說明商文化在沿海早期擴散的歷史。從中原夏商之交牙璋大規模向南方的擴散，意味著南中國與東南亞北部開始進入青銅時代文明的殿堂。夏商牙璋分佈，展示政治文化上初期東亞及中國世界秩序的雛形。牙璋分佈共同區域，可能分享著相似國家政治的理念，吾土吾民」共同意識逐步的形成，或許包括在各地政治語言上的溝通。
（三）、從香港到太平洋兩岸的樹皮衣
距今6000至7000年前，環珠江口的彩陶、白陶與湖南高廟以及大溪文化間關係最重要的根據。另一方面，據珠江口沿岸約20多處出土相近似的彩陶盤空間及文化內涵分析，我們提出「大灣文化」的命名。大灣文化中所包括樹皮布文化石拍，為現今世界上已知最早樹皮布的石拍。大灣文化中石拍的發現，在國際受到較大的關注。過去二十多年間我們把樹皮布研究從環珠江口推展到南中國，又由南中國南下到東南亞大陸和島嶼上。從方法學上兼顧採用考古與民族學角度，尤其是2015年後在印尼蘇拉威斯樹皮布民族學的調查。這些成果對大陸史前石拍功能上解釋起著決定性影響。
我們就環珠江口、越南及臺灣三處地區約百多處地點出土樹皮布石拍數百件進行整理，並對環珠江口16處遺址出土的100多件石拍，做了直接詳盡的研究。越南方面，青銅時代各地出土的石拍十分豐富，多姿多彩。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與越南社會科學院考古學院合作，講者及越方阮金容博士于越南富壽省Xom Ren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2件馮原式複合的石拍。臺灣方面，迄今約40處遺址出土過百件石拍的資料，講者幸得戚振華院士的支持，測量了台東史前博物館藏卑南出土的石拍。此外，講者曾前往南中國的雲南、廣西、廣東及海南各省，遠至泰國和老撾等地，作了實地的調查。目前已知在海南省最少發現有8處地點共出土12件的石拍，年代可能是屬於距今4000至3000多年前的階段。我們綜合分析各地出土石拍的屬性就石拍的功能，初步建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自南中國與東南亞大陸及島嶼樹皮布文化的體系，規劃出8處樹皮布石拍分佈圈。
綜合而言，南中國、中南半島以至馬來半島廣泛地域，是以複合型石拍占較大的優勢。其中較為強勢的一種複合型石拍為錘狀式，一般都是方格槽面，自雲南經泰國西部直下至馬來半島、爪哇都有分佈，成為東南亞大陸西面勢力最強大的石拍體系。估計其影響向西尚跨過緬甸直逼印度的東北角，北部也可能橫跨金沙江進入四川盆地。錘狀式石拍的分佈不見於中南半島沿湄公河以東的範圍。最近我們又開展了對雙肩石拍的分析。這種棒狀石拍既分佈於大陸上的越北沿海、雷州半島及島嶼上海南島、菲律賓和臺灣，年代上直至距今4000年前，雙肩棒狀樹皮布石拍成為東南亞大陸與島嶼間跨海直接交流重要指標。
最後，有關樹皮布文化向中美洲方面的擴散，加拿大世界著名考古民族學家托爾斯泰以下兩篇文章有過很詳細的論述。“Method in Long Range Comparison”, in XXXV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Americanistas I（1966）.“Diffusion: As Explanation and As Event”,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Press（1972）。從考古學資料上，1961年美洲考古學家Richard S. MacNeish在南部墨西哥Tehuacan山谷El Riego洞穴，曾發現西元700年前典型圓角長方形的複式石拍，原來木質的把柄尚保存完好，其形態與蘇拉威西民族學的石拍裝柄特徵一致。據托爾斯泰統計，迄今在中美洲發現最早的樹皮布石拍，出土于瑪雅文化的範圍，其中尤集中西南中美洲太平洋沿岸平原Guatemala與El Salvador的地區，年代約在距今2500年前。在此以後，樹皮布文化徐徐由西而東向中美洲全域擴散。現今考古學發現環珠江約7000年前的樹皮布石拍，估計也不是最原始樹皮布文化。中美洲樹皮布文化來源，當然最遠可以追溯到東亞大陸的南部。
（四）、香港及東南亞玉石環玦作坊
傳統以來中國被視為東方玉國。1970年代後中國大陸史前玉器發現,如雨後春筍，中國玉文化的真容漸得窺探。1976年中原文化核心地區河南商王武丁之王后婦好墓的發現，對於商王朝王室玉器認識令人耳目一新。1973年長江下游江蘇草鞋山、1978—1982寺墩遺址，1986、1987年浙江反山、瑤山等新石器時代墓葬發現，東北地區1981—2003遼寧牛河梁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前所未見精美絕倫的玉器。這些均顯示中國新石器至青銅器時代玉器文化發達，玉器工藝技術之精湛，完全出人意料。然而，上述所有玉器相關的發現，無不是出土於墓葬中。從考古學方面來說，全面探索玉器與古代社會的關係，必須從玉器原料來源、生產、使用、消費和埋藏一連串過程去分析研究。如果僅集中墓葬出土玉器分析，在考古學資料來說，不無遺憾。
近三十年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一直以東亞玉器研究為發展的重心。1998年香港中文大學召開以「東亞玉器」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彙聚亞洲及歐美共93位學者，從考古學、文獻歷史學、古文字學、礦物學、美術史及鑒定學等角度對東亞玉器進行深入研究。會議期間出版《東亞玉器》三冊論文集及彩版圖像，為推進東亞玉器文化綜合研究，提供了基礎。此次會議出席學者以中國學者為最多數。從8000年前新石器時代以至明清時期的玉器發展來看，中國為東方玉國當之無愧。俄羅斯學者科米薩羅夫博士公佈貝加爾湖沿岸發現兩萬年前的玉器，把東亞玉器起源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西伯利亞安加拉流域很可能為人類最早軟玉開發的地域。越南學者阮金容博士綜述東南亞從4000多年玉器發展的歷史，顯示玉文化與西南中國的廣西與四川密切的關係。東南亞島嶼上臺灣及菲律賓的玉文化可能來源於越南。日本玉學權威寺村光晴介紹了日本列島從舊石器時期就出現玉石飾物。日本繩文時代早期玦飾很明顯與東北亞的關係密切。東亞沿海以至東南亞大陸及島嶼上史前玉文化大局的輪廓逐步浮現，這是近百年來東亞考古學重大成果之一。
在玉器考古學方法上，回顧近三十年來環珠江口新石器、青銅時代大量環玦作坊及墓葬中的發現，正是考古學多角度玉器研究開展很好的試金石。玉石飾物作坊研究，其核心工作是原料來源與製作過程中工藝技術多樣變化。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在香港、澳門以遠至越南發掘石英、軟玉製品作坊研究，初步建立環玦製作系統分析，對從原料來源、玉石開片技術，二次加工形式，粗坯至毛坯在形制與厚度的控制、打制與研磨技術交替使用，環玦中孔管鑽技術、以至成品最後磨光等工序復原。這些成果一部分反映在黑沙、白芒及長睛的簡報或報告書中。我們指出春秋階段白芒遺址生產大量環玦飾物，曾遠銷到珠江三角洲腹地更寬廣範圍。這個觀點後來得到廣東省考古同仁的回應。廣東博羅橫嶺山商周墓考古發現是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在《博羅橫嶺山》報告書中指出「橫嶺山墓地出土的玦飾較大可能是環珠江口地區的玉器作坊。」春秋階段是環玦作坊的繁榮時期，香港地區已進入青銅器時代，普遍使用大量幾何印紋硬陶。廣東南方博羅發現過眾多幾何印紋陶窯址。香港從來沒有發現春秋製作硬陶的窯址。廣東沿海目前亦未有報導過春秋階段石英環玦的大型作坊。所以從香港輸出的環玦飾物，正可交換廣東省內地硬陶等生活用具。另一方面，香港在春秋階段沿海已採用石範製作一些青銅武器及生活工具，而當地沒有銅、錫、鉛等原料礦物出產。因此青銅原料是當時輸入香港重要的舶來品。這些研究充分體現了廣東地區環玦生產與消費實況，顯示珠江三角洲不同地區間物物交換與技術上交流。這在中國考古玉石器飾物研究方面，開闢了新的方向。
另一方面，在玉器工藝技術研究，我們也取得了一些突破的成果。1990年代後在澳門黑沙及香港白芒遺址分別發掘新石器時代晚期及春秋階段的環玦飾物作坊遺址，在作坊房址內發掘出土大量製作環玦加工工具如石錘、鋸刀、各種不同粗細礪石，環玦製品原料、粗坯、毛坯、半製成品破損器物及少量完整器環玦飾物。1996年公佈的《澳門黑沙》是澳門地區第一本田野考古報告，系統復原了環玦製作工藝過程四個階段，從採集、打制、磨制、管鑽、拋光和切割，按技術作工序的區分。白芒遺址的發掘簡報，為慶祝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於《考古》1997年第7期中發表。
在東南亞玉器研究方面，1992年12月我們首次訪問越南社會科學院考古學院，幸蒙當時何文瑨院長熱情接待，得以觀察馮原文化階段陶器、玉石禮器環玦及玉戈等。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與越南合作發掘海防市長睛遺址，時代上相當於中國商時期的大型玉石作坊，在發掘作坊遺址火塘周圍，出土玉料、玉玦半製成品及各種加工玉器工具，如石鐘、石鋸、軸承及各種不同形狀的礪石等。有關長睛出土的軟玉，聞廣先生從軟玉穩定同位素分析，指出越南長睛玉料以δ18O較高正值為特徵，不同於中國大陸產地的軟玉，其來源應為越南境內。2006年，我們第二次與越南考古學院合作發掘Xom Ren遺址工作，發掘面積約一百平方米，發現三處墓葬，其中三號墓出土玉器精美，共112 件玉珠串飾，更發現玉器牙璋（殘）一件。Xom Ren遺址迄今共出土5件大型牙璋，其中4件是成對出土，另有兩件小牙璋。從牙璋類型學來說，這裡出土的牙璋既具有本土特點，也與廣漢三星堆及成都金沙同時期的玉器較為相似。越南馮原時期以後，玉器十分發達。數量眾多，形式豐富，對臺灣、中南半島南部、東南亞的島嶼等都產生重要影響。
（五）、制玉旋轉運動機械與世界科技史革命
我們在環珠江口玉作坊在玉器技術上研究的突破，一直要到上世紀之交才有較大的進展。我們先後發掘過香港屯門龍鼓灘遺址（1989—1990）、大嶼山白芒遺址（1992）、澳門黑沙遺址（1995、2006）。早在1988、1989年在東灣及龍鼓灘遺址，已發現過一些輪軸機械的軸承及石英環環芯，當時未能認識這些石器及製品的功能。1999年，我們與珠海博物館合作，對新石器時代晚期寶鏡灣遺址出土豐富石英水晶環玦作坊進行深入的分析。寶鏡灣遺址環玦被分三個體系：第一系統，環玦的連續生產；第二系統，玦的體系生產；第三系統，玦的個別生產體系。在加工技術特別是環玦玉器大型管鑽技術上，我們從作坊遺址確認出為數不少的轆轤旋轉機械中的部件——石質軸承，籍著推動轆轤旋轉盤的真正旋轉運動運作，輪盤帶動玉毛坯轉動，加沙加水，把竹筒固定在玉石毛坯上就可穿孔。這是我們從寶鏡灣環玦作坊出土製作工具組合分析，就技術形態確認軸承的功能。2006年我們再次發掘黑沙遺址，又從玉石環玦作坊生活面中，發現了石質軸承與玉石製品間密切的關係。2013 年我們出版《澳門黑沙玉石作坊》中，報告了遺址石英水晶環玦製品窖藏，更從軸承與環玦製品的空間分佈，論證了玉石作坊中轆轤旋轉機械與製品的關係。輪軸機械圓盤圓心約半徑0.5米的範圍以內，就是管鑽穿孔旋轉運動的活動核心範圍，其周圍所出土毛坯、芯、殘玦、石錘、陶器等工具在作坊內的功能，得以清晰浮現。我們從黑沙考古出土作坊遺跡，論證轆轤機械存在的嘗試。2017至2018年間，我們得香港研究局資助，在中文大學考古實驗室內，以石質軸承與木輪製作成輪軸機械，挑選了天然長條形河礪石作軸承，石質軸承與輪盤及車軸間放入潤滑油，製作出木石輪軸機械。由人手推動木石制輪軸機械，轉數可以達到一分鐘60—80轉次，此旋轉運動向同一方向不停轉動，產生很大的轉動慣量（moment of inertia）。使用輪軸機械以人手拉動輪盤，結合竹管加水加沙，歷時37小時47分23秒，經過141，452轉次，成功把軟玉青海琮毛坯中孔管鑽穿孔。這次實驗的玉琮毛坯高5釐米，中孔直徑最大達6.6釐米。實驗成果之一記錄了天然河礪石軸承的表面在輪盤使用過程中，記錄旋轉痕變化動態的模式。輪盤中心與石質軸承在旋轉摩擦過程，使用痕形成機理得到初步的掌握。木輪盤在固定軸心上旋轉痕形成的特徵，為論證遺址出土類似石質石器功能的解釋，提供了可作對比的資料。
2013年6月，我們在澳門民政總署的支援下，召開「澳門黑沙史前輪軸機械國際會議」。會議得到來自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共29位學者支持，從考古、科技史、民族學和社會學等眾多學科不同角度探索史前軸承的功能。在大會期間，雖然一些地方學者意見上也存在過一些分歧。然而較多學者是支持石質軸承的論證。研究者對軸承使用痕跡以SEM探索，也有以物理學角動能角度切入對軸承分析，討論石質軸承滑動旋轉的機械原理。另一方面，我們初步整理了全國各地考古出土軸承石器，首次從考古學角度論述中國以至東南亞史前輪軸機械石質軸承起源和發展。據現今考古資料，東北地區查海及河北北福地遺址出土約7000年前已出土很進步的石質軸承。長江流域最遲在馬家浜文化階段就有了很發達的輪軸機械。稍後方家洲遺址發現過大量軸承，對解釋這個遺址性質有很重要的啟示。這次會議論文集中還公佈了珠江口及越南以至臺灣史前玉石作坊遺址中大量的軸承資料。這樣南中國以至東南玉文化出現與發展社會技術的背景，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回顧自2004年我們在日本富山召開環日本玉文化會議上，首次提出以轆轤機械有無作為區分東亞環玦飾物標準，劃分為轆轤與非轆轤玉器兩大體系。日本列島在繩文時代屬於非轆轤的體系，環玦玉石作坊中，罕見環芯的資料。中國東北吉林遼寧及內蒙東南沿中國東面沿海以至東南亞是轆轤環玦體系之內。輪軸機械環狀飾物從中國東北在7000年前出現，向南方幾乎覆蓋了東亞大陸東面以至東南亞沿海地區。東亞島嶼方面自臺灣、菲律賓至印尼群島，都是輪軸機械文化圈勢力範圍。此種技術向北方向發展，在西伯利亞及遠東情況目前並不清楚。為了對比西伯利亞史前玉器文化，從2015年開始我們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民族考古研究所進行合作。在這裡，我們發現存在另樣的玉器加工旋轉機械體系。
俄羅斯著名考古學家謝苗諾夫在其名著《史前技術》一書中，對青銅器時代早期格拉茲科沃玉環的穿孔技術有很精闢的分析。有關格拉茲科沃玉環的研究，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與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出版的《哈民玉器研究》一書有進一步的論述。具體而言，謝苗諾夫認為格拉茲科沃白玉環狀飾物加工技術，是玉工先製作一圓形模本，按模本畫圓，再以燧石或瑪瑙雕刻器圍圓形模本徒手刻畫0.5毫米深環狀溝槽後，可以把圓形模本拿開，然後徒手持雕刻器畫圈完成穿孔工作。他通過觀察大量白玉環上規整及連續鑽孔痕跡，發現穿孔技術應更為複雜和完備。最後他復原一種中孔軸心加工機械。從大多出土環狀素材中心穿孔設計看來，那些環狀素材由外而內被連續穿孔生產出系列大小的玉環。由不同大小的玉環相互配合，均由同一的圓心軸旋轉穿孔，可總括稱為中孔軸心旋截技術。從2015年開始，我們與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大學合作，對貝加爾湖周圍出土格拉茲科沃玉器作了系統的整理。2018年4月，講者得到香港研究局資助，前往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及聖彼德堡埃爾米塔日博物館，考察拍攝了塞爾瑪、圖賓諾兩處出土玉環。這是我們現今所知格拉茲沃玉環在西面分佈的界限。
另一方面，格拉茲科沃玉器向東分佈，已進入中國東北範圍，目前我們可以確認至少有6處遺址出土過相關的玉器。（1）內蒙古呼倫貝爾哈克遺址（2）內蒙古呼倫貝爾東烏珠爾墓葬（3）吉林通榆新興鄉腰五九屯（4）黑龍江望海屯遺址（5）黑龍江烏裕爾河大橋（6）內蒙古南寶力皋吐遺址。從以上6處遺址所發現格拉茲科沃相關的玉器，年代上大約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間。從南寶力皋吐和烏裕爾河大橋發現未完成開孔的璧形飾，估計是格拉茲科沃開孔技術在當地已廣泛傳播，而來源自貝加爾湖畔白色、青白色的玉料，經數千公里外輾轉運輸交換，已深入到科爾沁草原的周圍。南寶力皋吐遺址作為格拉茲科沃文化玉器南下的前沿。這樣，以貝加爾湖格拉茲科沃文化為核心，在前二千紀年階段其玉器及原料，西以東歐塞伊瑪遺址為代表，東面以內蒙古的南寶力皋吐為代表，東西相隔幾乎萬里，均使用貝加爾湖的軟玉原料，採用相近似穿孔技術，製作出白色為主環狀飾物，其文化波瀾之壯闊，蔚為人類歷史中一大奇觀。以中國石質輪軸機械與西伯利亞的中孔軸心旋截技術兩種不同技術，都能鑽出約10公分直徑軟玉玉器的大孔，可視為人類史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科技革命。
三、總結
從香港考古必須伸延到中國大陸以至東亞視野範圍去探索。更新世晚期玉石飾物的出現，是晚期智人現代行為模式的代表。在西伯利亞丹尼索瓦洞穴曾出土過38，000年前被認為人類最早的玉石手鐲。我們正盡力與俄羅斯科學院合作整理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裝飾物。東亞地區玉石飾物有著三萬多年源遠流長發展的歷史。從香港玉石作坊研究出發，一路追蹤到東北亞西伯利亞，為探索東方玉文化的源流竭盡全力。近年歐亞大陸以至美洲考古學中玉器研究也成為熱門的課題，歐洲方面對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開展十分迅速。此外，樹皮布研究同樣是太平洋兩岸以至非洲間相互重要的課題，樹皮布源流與古南島語族的出現與擴散關係密切。以上香港考古工作反映必須從世界性眼光才能深入考古的研究，這是二十一世紀香港考古方向和使命。
（2018年9月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香港舉行手鏟釋天書考古圖片展覽及講座。講者十分榮幸被邀參加是次的活動，謹此表示衷心感謝。本文按9月27日講座PPT增訂成文，錯誤之處一定很多，請批評。）
作者：鄧聰教授（鄧聰《香港志‧考古與文物卷》主編、現為山東大學特聘教授、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曾在法國、日本、中國、越南等地主持或參加田野考古發掘，著有《鄧聰考古論文選集》（全四卷，2021年）等十數本編寫專著及百篇以上論文。）
撰文日期： 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