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傳中國文化：新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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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的香港，一群學者在資源極其不足的情況下，憑着熱誠與理想，在佐敦創辦了一間以弘揚中國歷史文化為己任的書院。書院的資金嚴重不足、規模小、設備簡陋，但師資卻是一流的，也是不少著名學者的搖籃。當代著名儒家學者余英時、知名哲學家唐端正、著名文學家盧瑋鑾等，都是這書院的畢業生。它就是亞洲文商學院，亦即是新亞書院的前身。

1949年，錢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張丕介（1905-1970）等學者南下香港，並創辦新亞書院。他們三人不單是新亞書院的支柱，也是當代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其中錢穆和唐君毅的學術成就更得到公認。

錢穆是著名國學大師，他在1923年完成的《先秦諸子繫年》通過分析先秦諸子的著述，以及大量史料的印證，對先秦諸子的生平事蹟、學術淵源、思想流變及各家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考證，並訂正了司馬遷《史記》的謬誤之處。1930年發表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以年谱形式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謬誤，震動整個學術界，他亦因此被推薦出任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其後歷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任清華、燕京、北平師大史學教授。

唐君毅就是過去ASL中國文化科課文＜與青年談中國文化＞的作者，一生致力維護中國文化。五四運動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西學亦於晚清大量東來，國人紛紛以反傳統為尚，在這大環境下，要講中國文化，就不單要對傳統儒佛道的要義作出整理，更要融通西方哲學，唐君毅正好完成了這項工作，他的晚年作品《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就是一本融通中、西、印哲學的經典，書中更判定了中、西、印哲學的高低。西方學者認為這部作品可與柏拉圖、康德的著作媲美。八十年代的《大英百科全書》把唐君毅列為中國近代五大哲學家之一，中文大學甚至專門開了「唐君毅哲學」一科。

張丕介早於1928年便往德國福萊堡大學留學，1935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回國講授經濟學及農業經濟學。抗戰期間，任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並在國立西北農學院任教授兼訓導長及經濟學系主任。之後於於中央政治學校，國立貴州大學任教。張丕介主張自由經濟，是土地改革專家，曾協助台灣成功進行土地改革。

新亞書院的辦學目的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學院最初只租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間課室，在夜晚上三小時的課。課程都是一些共同必修科，如中國通史、哲學概論、經濟學和政治學等，旨在以私人講學形式，培育通材。

當時香港的物質和經濟條件遠不及今天，新亞書院是從窮窘中創辦出來的。當時學生的學費只佔書院總開支的兩成，而且很多學生交不出學費，所以老師們也拿不到薪水。為了讓書院得以維持下去，老師們要投稿到報紙去賺取稿費，張丕介甚至把太太的首飾典當以支持書院。有些學生因交不起學費，就幫忙負責校務，以獲得津貼，老師也容許學生在學校天台露宿，讓他們可省下租房子的錢。當時有些學生因營養不良而患病，書院也承擔起照顧他們的責任，不單減免他們的學費，甚至為他們找醫生。新亞的校歌就反映了當時艱苦的情況：「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在建校初期，師生加起來，只有數十人，連禮堂也沒有，租用的課室是小學的，所以桌櫈都特別矮小，但這幾個簡陋的課室，卻令香港成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基地。錢穆在1949年10月10日的開學禮中，開宗明義說：「文化教育是社會事業，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為了令下一代繼承中國文化，幾位國學大師懷着不屈不撓的精神經營新亞書院，師生們都稱這精神為新亞精神。

然而，新亞精神指的不單是吃苦奮鬥的精神，更指尊重傳統文化，相信中國文化的發揚，必然會為中國帶來光輝的前途，也相信只要恢復國人的歷史文化自信心，中國就能在世界上站起來的信念。因此，新亞精神也代表着理想與抱負，以及濃厚的民族意識。

雖然創校初期極其艱苦，但新亞書院並沒有因經濟條件不足而停止辦學，反而在星期日加開文化講座，講者除了錢、唐外，更有著名學者董作賓、夏濟安、林仰山等，結果令書院聲名鵲起，香港亦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這時，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亦開始得到社會認同，不同的機構亦於1953年開始資料新亞書院，如：美國雅禮協會、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等。

1956年7月，新校舍第一期於農圃道建成，之後第二、三期工程陸續完成，新亞才逐漸有課室、實驗室、圖書館、辦公室等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