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蔭下教育：新界和離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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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鄉村學校遍布新界和離島，為農村和漁村的學童提供基礎教育。隨着城巿發展和時代變遷，村校由戰後高峰時期的八百多所，到如今僅餘不足二十所，並各以不同的轉變，應對當前辦學和教育的需要。2006年，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大學前身）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作，進行香港鄉村學校研究計劃，又於2010年在香港教育博物館及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展覽，向公眾介紹鄉村教育的悠久歷史及對香港社會的貢獻。2022年，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出版了《林蔭下教育：新界和離島學校的故事》一書，延續對新界鄉村教育的探究。

鄉村學校的起源和發展

最早見於文獻的香港學校，是新界的力瀛書院，由錦田鄧氏祖先鄧符於1106至1110年間建立。早期的書院、書室、書塾等多以名士學者為中心，從一些祀賢祠演變而成，既是讀書的地方，亦兼具祭祀先賢的功能，主要是幫助學子藉着科舉考取功名，以期獲朝廷頒授官職，光宗耀祖。

儘管新界地區在1898年納入港英政府管治，但因港英政府早期對新界的不干預態度，新界傳統書塾的教育模式和功能最初並沒有太大變化。但當清政府於1905年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培養備考科舉人才的新界傳統書塾頓然失去原來目的，地位受到嚴重衝擊。幸而新界的教育事業並未止步，書塾在傳統的「四書五經」課程中，加入珠算、尺牘等應用科目，以滿足當時社會需要及幫助鄉村子弟學習謀生技能。1920年代初，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推行「壬戌學制」，隨後更規定小學需要教授十二個科目，內地學制變化因而促成了新界學塾的轉型。1926年，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成立，為新界學校培訓老師。接受新式師範教育的老師逐漸取代舊有塾師，而書塾也從名字、教學模式等多方面轉型成今天的「學校」。

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接踵而至，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戰後直至1970年代，鄉村學校發展迅速。到了1980年代，香港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加上部分新界村民移居海外，或搬往市區謀生，令鄉村適齡學童人口不斷減少，影響生源。此外，1980年代新市鎮發展，設有二十四間教室的標準校舍陸續建成，完善的設備自然較吸引學生。鄉村學校受到上述種種不利因素影響，日漸式微，可幸仍有不少成功變革，繼續在新界各區作育英才。

多元化的辦學模式

早期新界學校主要承襲學塾傳統，大部分校舍借用祠堂地方或兼作祠堂之用，小部分則由村民集資興建。隨着時代變化，新界分別發展出由傳統氏族、宗教團體、同鄉會、業務社團、個人或民間組織興辦的各類學校。

香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轉站，享有水運之利，吸引中原氏族南來定居，例如錦田鄧氏、上水侯氏、粉嶺彭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等。宗族興辦的鄉村學校獲本族大力支持，除撥出田地興建校舍外，更提供不少設施。新界被納入港英政府管治後，成為西方教會的傳道目標，西方傳教士紛紛到新界各區，開展傳道及教育工作。至於在新界和離島辦學的本地團體，則有前身為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新界鄉議局、香港東莞同鄉總會、長洲漁業聯合會等，照顧不同背景學童的需要。

打鼓嶺位置偏僻，學生需要穿越許多未經開發的林野上學。（圖片來源：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新界離島學校與鄉村傳統文化

眾多歷史悠久的新界和離島學校，與社區一起成長、見證、參與及推動區內教育發展。在保存本地傳統文化方面，不少由氏族、鄉村和同鄉會開辦的學校，將教育與鄉村節慶互相結合，支持文化傳承，讓學生藉着參與活動，了解和感受傳統習俗的氛圍，體會其中的歷史內涵。

一些學校會將節慶日子訂為學校假期，讓學生參與慶祝活動，分享節日的喜悅。位於北區的金錢村何東學校將每年大王福德寶誕正日（農曆正月二十日）訂為假期，讓全校師生能夠參與金錢村一年中最熱鬧隆重的節日。亦有學校借出校舍作為慶典場地，好像長洲國民學校於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借出校園舉辦敬老及新春燈酌，聯誼島上街坊與鄉眾。